经济 >> 您所在的位置 > 首页 > 经济

周其仁:中国经济问题和长期趋势

发布时间:2015-1-23 16:55:00    作者:周其仁    【

  过去,中国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今天虽然遇到了经济高位下行的新常态,但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难得的、把经济搞起来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消失,因为“两个海平面还没有拉平”。冬天是投资的好时候,更应该调整心态,为未来布局。

  在这个转折的关头,为了研究宏观趋势,大家会看各种各样的数据、各种各样的指标,也会进行实地考察。但在中国,有时候经济的风向会受观念的影响。所以在2014年这个关口,我想从一些观念开始讨论未来的方向。

  在历史上,我们有过一些教训,甚至有一些极左的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把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国力的做法,统统看做是资本主义,统统割掉,最后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非常困难的边缘。于是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纠正了极左的想法,解放思想,带来的结果中国经济很快就起来了,到今天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大,也有国际组织用PPP的方法说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一大。

  最近的情况很有意思,中国经济面临下行,我的看法是下行的来势还是蛮猛的,因为不是从2%变成1%,是从金融危机之前2007年14%以上的高增长回落到了7-8%之间,今年可能是7.5,或者是7.5不到。所以叫做高位下行。

  应对高位下行已经有了很多讨论,其中有一条就是要鼓励这个国家继续奋斗、继续投资、继续扩大消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改革政府自身,要降低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减少审批,鼓励高储蓄转为更有效的投资。这在十八大以来一系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中,已经看到了清楚的方向。

  但就在这个时候,发达国家有另外一个思想潮流,我不敢说已经变成了主流,但影响挺大,就是认为两级分化严重了,全球范围内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差距已经不成比例,因此要约束资本,要限制资本的收益,征收高额的全球资本税。

  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们继续鼓励投资,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更广阔的领域,进一步改革政府的服务,是不是要坚持?还是受发达国家的思潮影响,考虑社会矛盾、考虑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考虑某种程度的社会紧张,改变基本的发展方向?

  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关心,我也关心。这方面代表性的着作就是《21世纪的资本》,中文翻译为《21世纪资本论》,主要是对于资本、剩余价值,对于怎么解决资本发展带来的问题的关注。听说,在发达国家这本书的作者就像明星,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分析非常感兴趣,甚至形成了思潮。

  这是一本学术着作,通过大量数据指出,要征收高额的全球资本累计税,基本的理论支柱是,美国前10%的人群占有收入的比重,从一次大战以前高达社会总收入的50%,在二次大战变成35%,从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出现了中产阶级的兴起,但80年代、9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以后这个比例又上去了,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的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又到了50%。所以这是发达国家收入分配恶化的根据。

  第二个根据是财富的分配,1910年之前,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私人的财富,就是所有的资本、债券、土地、房屋所带来的财产,曾经是年度国民收入的6-7倍,一年生产100块的国民收入,私人财富有600-700块。这个比例也是在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期间开始下降,但90年以后又开始上升,现在没有回到6-7倍,但5-6倍是有的,德国也有4倍。

  怎么定义资本、怎么定义财富的分配,涉及到专业的技术层面的东西,但是我认为以上描述的基本图像是存在的。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全球化以后情况不那么好了。2010年我和赵总(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参加达沃斯会议,见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代表,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失业率高达25%,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0%。因此,《21世纪的资本》中所描述的情况存在,但对这一现象的分析要做讨论。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对《21世纪的资本》这本书的评论是:可以有把握地说,《21世纪的资本》将成为本年底或者是十年中最重要的一本经济学着作,本书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摧毁了保守派最为珍视的一些错误信条,保守派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靠才能就能成功的时代,富人的巨额财富都是赚来的,也都是应得的。但实际上,富人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已拥有的财产。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

  我们的确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占领华尔街举着牌子的人,很多不是来自最底层,他们说只有1%的人才取得了财富。到底怎么看这些现象,对中国这个新兴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有两种逻辑可以解释。发达国家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的确发生了变化,中间部分变小了,两头变大了。这个现象有,但怎么分析这个现象,我们恐怕要冷静,因为我们有过多年的经验教训。这里面有各种逻辑:一种是资本对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显着上升,是因为资本的不当利得增加了,所以要限制资本的利得,于是要征收全球资本税,这是一种分析,是这本着作主要的建议倾向。

  还有一种是,发达国家中资本对劳动的收入增加,是因为发达国家劳动之间的竞争激烈了,劳动之间竞争激烈的程度,超过了资本之间的竞争的激烈程度。这也是一种经济分析,主要来自于CLA的经济学,他说,从来没有卖家和买家相互竞争的,市场竞争从来是卖家和卖家的竞争,以及买家和买家的竞争。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工人和资本家在斗,实际上是工人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高,于是就不涨工资了。这是一个经济分析。

  比如说,为什么美国10%最富有的人收入比例提高了,是因为最高收入的阶层,他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开工资。在座的朋友也很想自己给自己开工资,也想把工资开的很高,为什么开不成呢?一种思路是:因为学经济当上教授的太多了,我能干的活他们也能干,这是买家和买家竞争、卖家和卖家竞争的逻辑。那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竞争程度在全球化以后上升了?这是我们理解这个时代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我在2010年达沃斯年会上形成的看法是,无论是理解发达国家还是理解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关起门来看数字。

  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就好像是两个海平面,水位差得很大,由于邓小平的开放,打通了两个海平面之间的连通管道。多少年间,中国农民很穷、工程师很穷、管理者也很穷,一打开门,发现同样在这个地球上,有收入很高的农民,收入很高的工人,收入很高的管理者。在封闭的经济环境下,两个海平面不来往,你过你的富日子,他过他的穷日子,所谓的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这个局面在80年代以后在全球范围打破了,领头羊是中国,带头人是邓小平。我们开放了。

  过去,中国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今天虽然遇到了经济高位下行的新常态,但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难得的、把经济搞起来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消失,因为“两个海平面还没有拉平”。冬天是投资的好时候,更应该调整心态,为未来布局。

  我们也没有想到,一开放,多少年的贫穷会转化为中国的竞争力,因为穷就是收入低,收入低就是薪水低,薪水低就是成本低。不开放的话是白低一回,长期承受贫穷,靠自己的积累慢慢改善。而一开放,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被评价。这个竞争就是全球范围的竞争。在全球范围内,资本、技术从发达国家向低海平面流动,这个流动有道理,所有的资源包括技术有一个边界生产力,资本流到了资本稀缺的地方,边界生产力就显着的提高。

  但同时发生了另外一个流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想法、商业模式,一旦和中国价格很低的要素结合到一起,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就很有竞争力。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两个海平面发生的对流,也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秘密。

  1  2  3 下一页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查看全部评论
已有0人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