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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以转方式调结构引领新常态

发布时间:2015-5-4 14:37:00    作者:蔡昉    【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既面对新的挑战,也面临难得机遇。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不仅需要深刻认识和主动适应新常态,而且需要按照新常态的内在规律积极引领新常态,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经济效率明显提高,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转方式调结构是引领新常态的路径和手段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表现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系列经济条件变化导致的,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其结果是: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加剧,企业用工成本显著提高;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结束,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减缓,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这些变化,意味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因素或消失或式微,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潜在增长率是在特定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供给乃至资源环境约束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速度。所谓“正常”,是指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和周期性失业。伴随潜在增长率下降出现的实际增长率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转变,不是暂时的周期性现象,而是新的发展阶段的特征。按照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2020年我国GDP总量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要求“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5%—7.0%。一方面,这一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令人羡慕的,符合我国客观实际和发展规律,有必要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下去;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如果不能突破传统增长模式的限制、实现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经济增长速度就可能一路减缓,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也可能受阻。那么,如何突破传统增长模式,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答案就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研究表明,消除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就可以发掘新的增长源泉、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因此,转方式调结构是稳定经济增长、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源泉,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路径和手段。

  转方式调结构应遵循生产率导向原则

  怎样通过转方式调结构发掘新的增长源泉、实现增长动力转换、保持中高速增长呢?如果从广义的角度认识经济发展,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经济总量的增长过程,转方式调结构就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转方式调结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转方式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调结构的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升级,其关键都是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和增长点,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劳动力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大规模流入城镇和沿海地区,改善了产业结构,特别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以通过“比较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来观察产业结构的变化。该指标是某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比,可以综合反映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口径,2013年农业的就业比重仍然高达31.4%,而增加值比重下降到9.4%,由此计算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只有0.30;而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32。即使按照实际务农时间估算,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为21.5%,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也仅为0.44,而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15,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依然显著高于农业。

  但应看到,随着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显著降低,老龄化导致农村户籍人口年龄升高,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逐渐减慢。甚至新增农民工数量很快将小于返乡人口数量,导致城乡劳动力逆向流动的局面。这将降低劳动生产率从而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率。据预测,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2014年为3575万人,到2020年将减少到3055万人,净减少520万。事实上,外出农民工的年度增长率已经从2005—2010年的平均4%显著地下降到2014年的1.3%。如果粗略地把16—19岁农村人口作为潜在的外出群体,其2014年以前的增长轨迹与外出农民工是一致的,但已于2014年达到峰值,预示着外出农民工增长将明显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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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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