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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突破性改革启动新一轮J型增长

发布时间:2016-9-7 15:39:00    作者:周天勇    【

        虑和选择能够启动新一轮国民经济J型增长,在基本不触动国有和集体土地等最终所有制形式的前提下,需要有突破性、大强度的知识和土地等使用财产权突破性体制改革。

        20世纪1978年后30多年来,文革后期、80年代后期、世纪末后期三次经济增长下行,将其翻转到上行,并实现J型增长,不是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现的,也没有看到技术进步和产业革命是其启动的初始力量,而是党和国家经济工作重心转变、农村联产承包,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允许外资进入,加入WTO倒逼改革等,三次力量非常强大的突破性改革启动的。

        这一次新的中高速经济增长,还不可能由颠覆性创新和产业革命启动。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次经济增长速度拉起,将L增长型翻转到J型增长,可以依靠技术和产业创新来实现。我判断可能性不大。理由是:

        (1)需要至少10年以上的时间。从第一次和第二次颠覆性技术出现,到形成工业革命,在百年左右的时间;第三次信息颠覆性技术到形成工业革命,时间在50年以上;第四次技术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时间更加缩短,但是至少可能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

        (2)与前几次单一,或者几个少数颠覆性技术出现不一样的是,这次产业暴发式革命,需要一组、多个、交叉、复合,互为影响和配套的颠覆性技术出现。中国现在开始,培育、发现、试验到成熟,以及大规模应用,形成一组颠覆性的技术及其引暴的产业革命,可能不是10年内能完成的事。

        这一次新的J型增长,也不可能由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这在2008年底时有一次操作,即计划投入4万亿元,而且在2009年新增人民币贷款9.5万亿,新增外币贷款折合1万亿元人民币,到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跌破8%,一直到2016年上半年。而且,在经济主力人口收缩的情况下,量化宽松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的刺激,有时不起作用,主要是因为以经济主力人口为基础的消费总需求在萎缩。特别是由于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制造业全面过剩,即使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也不能流入现有的实体经济领域。比如,2016年贷款部门7月新增贷款4636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仍超1000亿元,而且其中的4575亿元是居民住房贷款,可见实体经济贷款少之又少。[1]也就是说,中国遇到了日本一样的问题,即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失去有效的作用。

        而且,选择一般性、单项性、成本过高性的改革,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农村耕地体制改革等,也很难启动新一轮的J型经济增长。

        我认为,从目前已经从事过的改革领域看,只有产权体制改革,还是没有到位;然而,这也给通过进一步产权改革来释放各方面的活力和动力,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其涉及到各个方面,如知识产权的明确和保护,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股权换安置和搞活的改革,建设项目的PPP模式,农村宅地林地耕地的优化配置,城镇资金以市场的方式流入农村,事业中土地等闲置资产的盘活和企业化,废弃地盐碱地改造利用,护林育林与林下经济,形成现代股权和治理结构合理的跨国公司,以房养老保障的推广,用土地和闲置资产等安置下岗职工,房地产永佃制换取征税权等等一系列改革和搞活,都与产权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有关。

        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所谓产权,按照德姆塞茨的定义,它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工具,有助于人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理性预期,这种预期一般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道德规范来表现。产权的所有者拥有对自己资源的处置权,他希望社会能阻止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干涉,只要这种行为又受其产权约束条件的限制;[2]简言之,产权是一种权利,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3]在产权经济学家看来,产权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并通过对行为的这一效应,产权安排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产出的构成和收入的分配等。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对产权的界定经历了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建立排他性的产权制度;第二,建立可转让性的产权制度,产权的交易、转让是与社会分工、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建立与各种组织形式创新联系在一起的产权制度,如股份公司制度的建立和演进等。产权制度实质上包含一组产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资源的控制权和资源的收益权。如果收益权与控制权相脱离,就只会有残缺产权;如果收益权与控制权被结合在一起,并落在同一主体上,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产权。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来看,社会制度的演变都朝着建立与健全完整产权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和完善产权制度是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4]

        前面我们也已经讨论,从这几年国民经济运行的情况看,一是经济形势下行,国内需求相对萎缩,劳动力土地环境等成本上升,许多国内企业或者转移产业,或者向外转移资金,到外投资设厂,买地置业;二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前多年有舆论争论私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这几年不时地有报刊载出坚决不搞私有化的文章,也有学者甚至以共产主义目标为由,提出均贫富;三是重庆等地,确实发生了“唱红打黑”,先将私营企业家抓捕入狱,再进行“犯罪”侦察,期间就没收拍卖企业家财产的现象。一时间全国各地许多企业家人心惶惶,觉得经营、财产和人生不安全,相当多的私营企业家办理投资移民。产业和资金的外流,对于中国国民经济处于下行的势态,更是雪上加霜。

        从保护和鼓励创新的方面看,我国科技产权和市场制度仍然还不完善,一是在单位中,发明的集体和个人之间的贡献不能以产权的形式来明确,特别是国有事业和企业中,个人贡献往往被集体和团队化,利益被平均和大锅饭化,知识产权被单位化;而在市场上,新发明应用的技术,往往被盗仿,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司法制度不健全、审判不公正等,侵犯知识产权者却无法被追究。这样集体和发明者个人不分和盗仿得不到惩罚的环境中,创新艰难,积极性难以调动,发明者保护自己产权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使创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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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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